第一站：京都
6月初，在古奇男装系列（6月底在米兰展示！）的设计工作大功告成后，我马不停蹄地从我在罗马的工作室赶到机场，搭了班下午的飞机前往大阪。尽管朋友们在听说我不得不长途跋涉飞往日本的时候对我表示同情，但对我而言，这不啻为一件喜事——一段不受打扰的休假。最近工作格外繁忙（试问，什么时候不忙呢？），而我行将踏上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了。
我的首站是京都。我的朋友、日本设计师祐真朋树(Tomoki Sukezane)，带我来到他最钟爱的古董店：新门前(Shin-Monzen)的梦工房(Yume Kobo)。我给我在罗马的新家添置了一些做工精美的器皿匣柜——古奇最近从佛罗伦萨搬到了罗马，我也跟着搬了家——然后我去了青莲院，一座被一片蔚为壮观的竹林所环绕的庙宇。然而整个行程的亮点，要算我在西阵织会馆(Nishijin)的经历。105岁的和服与宽腰带制作专家山口安次郎(Yasujiro Yamaguchi)精神矍铄，仍然每天工作三小时。我打算，以后再对工作感到厌倦的时候，就想想他和他长达94年的工龄。他可谓是一项国宝，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1986年访问日本时曾拜访过他。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手工编织的丝绸织物不禁让我思考，怎样才有可能将它们应用到我以后的设计作品中……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当晚我们在怀石料里享用的晚餐，观看了传统的艺妓表演，既有年轻的舞妓(Maiko)，也有经验老到的芸妓(Geiko)。我被整场表演深深地迷住了，于是我问饭店的工作人员能否也让我穿上芸妓的装扮。令在座的各位吃惊的是，他们同意了。祐真朋树帮我设计了一付现代摇滚艺妓的扮相：我身着一件尚未及膝的迷你和服、紧腿裤和皮夹克，手握两扇金色的扇子，从屏风后面走出来。三味线音乐一响，我就开始摇摆，像艺妓那样跳舞。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职业。

第二站：东京
我们乘坐新干线从京都来到东京，它就像超音速一样快得难以捕捉。你能立刻感受到东京的活力，从人声鼎沸的二手服装店，到青山火爆的夜总会场面。我被日本时装编辑俱乐部(Japanese Fashion Editor's Club)评为年度国际设计师——这是他们50年来首次将该奖授予一名女性——我此次专程来这里就是为了领奖。那天晚上，我们在Le Baron夜总会与一群染着黄色和紫色头发的时髦年轻人狂欢，我不知怎么地跑到了转台那里，开始打碟。我的朋友们不得不把我拽出来送回家。

第三站：北京
当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降落在中国的时候，是发现自己面前站了一位神情肃穆，带着白口罩和橡胶手套的医生，用一支体温枪比着我的前额，检查我是否患有猪流感。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欢迎仪式是如此的超现实。
这个国家的双重性尽显无遗——尽管政府控制严密，民众仍然执意前行。我去的时候恰逢天安门事件的20周年纪念，我碰到的记者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谈论此事。中国国内的报纸甚至丝毫未提及此事。不管怎样，我们来中国是出于慈善的理由，而非政治上的——古奇从去年起开始赞助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CCTF)，作为我们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慈善事业的延伸，而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参观受到我们资助的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这家医院为患弱视——一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失明的眼疾——的贫困儿童提供治疗。我一踏进医院，就受到了一排排齐腰高的孩子们的欢迎，他们都带着小眼镜和眼罩，拍着手，跺着小脚唱歌。
在接受当地时尚杂志拍照和采访之间的空隙，我出去转了转，不由得为北京的发达程度感到吃惊，到处是摩天大楼和其它各种现代化建筑。除了紫禁城，很少有地方还找寻得到古中国及其传统的痕迹，因此，《Vogue》中国版编辑总监张宇(Angelica Cheung)选择在布鲁宫法餐厅设宴招待我，真是格外地贴心。该餐厅坐落在漂亮的前美国领事馆里。所有到场的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员的造型装扮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坐在演员章子怡和我经常在古奇时装秀上启用的模特黄皆晨之间。这可谓一场相当全球化的宴会。

第四站：上海
尽管旅程花费了12个小时，其中包括一段令人头疼的飞行（我惧怕飞行，而飞机在两秒钟内下降50米对我也毫无用处），我们终于抵达了终点站：上海。
我们此行目的是为了庆祝古奇在南京路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新旗舰店的开业。才早上7点钟，金色的金属幕墙外就已经围了一排手拿相机的人，到中午的时候那儿简直乱成了一团；当我走出来剪彩的时候，他们全都尖叫着我的名字，好像我是摇滚明星（现在看来，这不失是个好主意）。
随后，我在米式西餐厅(M on the Bund)享用了一顿露天午餐，鸟瞰上海鳞次栉比的高楼。接着，我又换上了一件单肩的古奇长礼服，参加我们在新落成的上海柏悦酒店第93层举行的正式晚宴。我喜欢参加晚宴者的多样化，有芭蕾舞者和演员，还有艺术家、政客和社会名流。当晚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宣布了古奇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提供的下一笔捐助，那真是个令人极为骄傲的时刻。
飞机掠过上海的天际线，下面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吊车。我坐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脑中尽是有关古奇的思考。这个品牌最宝贵的传统就是那种自豪感，在进行所有令人兴奋的创新同时，我们一直颂扬着这种自豪感。
我无法抑制地想知道：中国人用摩天大厦抹去了大部分历史痕迹，他们有一天会不会因为割裂了与过去的联系而后悔呢？

本文作者是GUCCI创意总监 弗里达•贾尼尼(Frida Giannini)
译者/陈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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